小猪佩奇的爸爸被指为世界上最坏的爸爸引发争议-文欢网

著名超模大卫·甘迪近期在BBC节目《Sunday with Laura Kuenssberg》中，针对家庭性别平衡问题批评《小猪佩奇》中的猪爸爸形象，称其为“大废物”，引发全球网友对卡通角色设定及父亲形象的广泛讨论。

《小猪佩奇》作为全球知名儿童动画，此前曾因佩奇的“童言无忌”引发争议，此次猪爸爸成为焦点，源于甘迪对其角色特征的三点质疑：其一，行事笨拙，几乎每集都会闯祸——玩击球游戏时将球精准打进猪妈妈茶杯，钉佩奇和乔治照片时砸穿墙壁，耍帅时把车钥匙扔进排水井，甚至骑孩子的玩具马从山坡冲下摔屁墩；其二，嘴硬且有“爹味”，常说“我在这方面算是专家”，画画、骑蹦蹦车、踢球都抢着显摆却搞砸，被提及大肚子时坚称“都是肌肉，一点都不大”；其三，家庭中缺乏话语权，总把事情搞砸，需猪妈妈收拾烂摊子，甘迪提到自己女儿看片时注意到这一点，还称赞猪妈妈“聪明、果断、情绪稳定，是近乎完美的角色”。

甘迪的言论迅速引发社交媒体争议，不少网友为猪爸爸辩护。他们指出，猪爸爸的设定是爱家人、性格温和的老派英国男人，无不良嗜好，仅喜欢看赛车比赛和踢足球；作为建筑工程师，他有稳定工作，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；更重要的是，他善良有耐心，会尽力满足家人需求，有幽默感，愿意放下架子陪孩子在泥水坑里跳来跳去。有父亲甚至公开感谢猪爸爸，称其“不完美”的形象反而衬托自己是“好爸爸”。

英国本土也加入讨论：某新闻主持人表示“非常敬佩猪爸爸，他在很多方面是专家”；《泰晤士报》专栏则反驳甘迪，指出猪爸爸是卡通中常见的“滑稽蠢爹”设定，若像甘迪那样“做仰卧起坐、靠穿三角裤拍广告年入三百万”，反而失去动画的喜剧效果。

支持甘迪的声音同样存在，尤其集中在部分父亲群体。他们担心猪爸爸的“懦弱”形象会影响儿子的性别认知——有父亲明确表示“不想让2岁儿子再看《小猪佩奇》”，怀念旧时动画中“有力量感或头脑聪明”的男性角色，如救援队队员、突击队士兵；还有人将《小猪佩奇》归为“极端女权产物”，理由是某集父亲节内容中，猪妈妈称“父亲节是人为编造的，母亲节才真实存在”。

这场争论的核心，实则是社会对“父亲角色”的长期焦虑。以甘迪为代表的男性，既否定猪爸爸的“懦弱”，又拒绝传统“爹味”父亲形象，认为当前媒体作品中“缺乏好的男性榜样”。英国智库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发布的《Lost Boys》报告显示，57%的男性同意“荧幕上的男性形象要么过于懦弱（如猪爸爸），要么过于阳刚”的观点。

儿童动画中的父亲形象演变，清晰呈现这种焦虑的来源：一类是70年代及以前的“阳刚传统父亲”，多为家庭或社群的领导者，沉默寡言，以教诫、威慑传递爱，如《狮子王》的木法沙、《小鹿斑比》的鹿王、《星球大战》的达斯·维达；另一类是80年代后兴起的“懦弱新世纪父亲”，以《辛普森一家》的侯莫为代表——好吃懒做、工作不努力、看到甜甜圈就发疯，但深爱妻子玛吉和孩子。这种形象对应当时的“新世代父亲”思想：男性希望加入孩子的情感生活，而非仅参与毕业典礼、家长会等“成就型活动”，认为“以父亲从未做过的方式陪伴孩子”才是责任，1993年电影《窈窕奶爸》（Mrs. Doubtfire）中父亲扮保姆陪孩子的剧情，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。

现实中的父亲角色，也存在类似的“二元标准”：“严父派”常见于东亚文化，父亲是家庭掌权者，掌握决定权和财务，将暴力视为管理的必要方式，如网红安格鲁·泰特认为“男性需强大父亲作为榜样，陪伴是软弱的象征，应用力量、成就或暴力塑造家庭纪律”；“慈父派”以猪爸爸为代表，温柔体贴、支持妻子、无条件爱孩子，但常被认为“缺少力量和男子气概”。如今不少爸爸对两种形象都不满意——不想做“老登”（守旧、固执的长辈），也不愿被视为“软弱”，这种矛盾恰恰反映出当下父亲角色的“不确定性”。

对“好爸爸”的固有印象，源于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。过去，男性负责外出工作、提供经济支持，女性负责生育教育，多国早期法律与福利制度默认父亲是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”，因此爸爸是“家庭主心骨”，享受话语权，很少有精力参与孩子的情感问题。如今女性经济独立成为主流，母亲既是情感链接也是经济分担者，传统“只负责赚钱”的爸爸们，突然面临“不知如何与孩子情感交流”的困扰——不少家庭中，孩子与父亲有距离，文学作品常形容父爱“沉默、不露痕迹”。

这种困扰的背后，是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“权力转移”。当女性从“家庭照顾者”转向“经济参与者”，父亲的“主心骨”地位被削弱，需重新学习“情感陪伴”的能力。媒体上虽有各种“父亲标准”，但多是“刻舟求剑”——社会在进步，家庭框架像平行四边形般变动，单一的“行为准则”难以框定“好爸爸”的定义。

父亲形象的讨论，还涉及“阶层差异”。像甘迪这样的上层人士，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分配给家庭，能践行“好爸爸”标准；而底层男性往往为家庭日常支出和孩子教育奔波，做着基础工种，每日重复乏味工作，唯一乐趣可能是和兄弟喝一杯啤酒，根本没能力做到甘迪眼中的“好爸爸”——“生存”已耗尽精力，“情感陪伴”成了“奢侈品”。

甘迪试图在“严父”与“慈父”间建立第三种“好爸爸”标准——既反对泰特的“有毒男子气概”，又否定猪爸爸的“懦弱”，但他仍保留“一家之主”的姿态。采访中，主持人问他“支持男人养家糊口、保护孩子，是否道德绑架事业女性”，他未正面回答，反而将妻子的律师工作当乐子：“我妻子是位律师，我当然不会招惹她，所以……”这种回避，恰恰暴露其“好爸爸”标准的矛盾——既想打破传统，又未真正脱离“男性主导”的框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