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判决只是正义的逗号，崔丽丽继续为尊严而战。年薪百万的她打破沉默，用法律挑战职场性侵后的精神创伤赔偿空白，追问：正义是否该止于罪犯入狱？
眼下，那位让崔丽丽身陷噩梦的老板已在狱中服刑（2024年4月2日，王某因犯强奸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），但属于崔丽丽的战场似乎并未随之落幕。对她而言，刑事判决的四年有期徒刑，或许只是她所追寻的正义的一个逗号，而非句点。她如今走上法庭，向前公司提出索赔，这场官司再度将她推至公众视野的中心，也引来了诸多不解的目光：老板已然伏法，她还在争取什么？
回溯事件本身，那一晚的细节通过庭审信息逐渐拼凑起来。根据报道，事件起因于一场工作应酬，崔丽丽在醉酒后由老板送回酒店。老板最初的解释是，因崔丽丽呕吐弄脏衣物且其房门卡出现问题，故将她安置于自己房间方便照顾。不过，事后崔丽丽心生疑虑，在调取监控并与老板对质后发现端倪，她便选择在事发18天后报警。尽管原始物证可能因洗澡洗衣而缺失，但调查过程中，一段由隔壁房客偶然录下的两分钟录音成为了关键证据，其中记录了她模糊的抗拒声，加之酒店保安和服务员的证词，最终法院认定强奸罪成立。
崔丽丽夫妇 来源于@潮新闻刑事案件虽已了结，但崔丽丽生活的崩塌并未止步。她向媒体坦言，事件过后三年间，她与丈夫分房而居，夫妻生活彻底断绝，过往的正常家庭生活被蒙上厚重阴影。这种难以量化的精神创伤，恐怕是旁观者难以完全体会的。她的高调现身，包括穿着所谓的“战袍”出庭、公开谈论隐私细节，在有些人看来或许不合常理，但这或许正是她试图向外界展示伤痕、寻求理解的一种方式。对她而言，正义可能不仅在于施加侵害者受到刑事惩罚，更在于自己作为受害者，其身心所承受的长期痛苦能够被看见、被承认，并获得相应的物质补偿以支撑未来的生活。
目前进行的诉讼，焦点在于崔丽丽向公司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，其核心争议在于，这起发生在工作关联情境下的性侵事件，所造成的损害是否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一部分责任。
这无疑触及了法律实践中的一个复杂地带。
一般而言，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，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在刑事判决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。然而，赔偿范围的认定时常存在争议。例如，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案件中“一般不予受理”，但司法实践中也已出现支持例外情况的判例。崔丽丽案的特殊性在于，她进一步提出了类似工伤赔偿的诉求，这无疑是对现有法律框架的一次挑战，其诉求能否得到支持，最终有待法院的裁决。
崔丽丽自拍照 来源于@潮新闻网络舆论对崔丽丽的持续维权行动呈现出复杂的声音。部分质疑指向她事发后未立即报警以及与老板先行协商赔偿的行为，猜测其动机是否纯粹，甚至有人质疑这是“仙人跳”。
据@四川观察9月19日的报道，崔丽丽回应了被质疑仙人跳，其表示：自己在原公司任销售总监，年薪达到120万，若公司2027年公司能上市，她的年薪预计可达200万，而且还持有原始股，因此根本就没必要。
对于这个解释，倒是符合常理！
@四川观察报道截图还有，受害者面对创伤的反应并无统一模板，延迟报警在性侵案件中并不罕见，可能源于震惊、恐惧或证据收集的困难。而事先协商，亦可能是在巨大压力下寻求快速解决的一种尝试。另一方面，也有观点认为，既然刑事正义已得伸张，再行民事追索显得“过度”。但法律赋予了受害者在刑事追责之外，另循民事途径救济损失的权利。因此，崔丽丽选择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，主张自己的权益，本身是其合法权利的行使。
崔丽丽的案件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性侵受害者“完美形象”的某种期待——期待她们低调、隐忍，最好悄然淡出公众视线。而崔丽丽的“不退场”，恰恰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。
当然，也迫使公众去思考：正义的边界究竟在哪里？它是否止于一份刑事判决书？对于受害者而言，正义或许是一个更整体性的概念，它既包括对施害者的惩罚，也包含对受害者经济损失的弥补、精神创伤的抚慰，以及对其尊严和权利的彻底恢复。崔丽丽案件最终的民事判决结果如何，尚需等待法律的公正裁决。但无论如何，她的坚持确实很勇敢，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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